一、“防内卷”再成政策焦点，中央密集部署释放治理信号 7月1日，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会议，明确提出“依法依规治理企业低价无序竞争，引导企业提升产品品质，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”。这一表述延续了近期政策层面对“内卷式竞争”治理的高频关切。回顾以往，该会议往往聚焦中央关心的关键议题，具有重要的政策风向标意义。例如，2024年第四次会议强调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，已成为2024年以来支撑内需的重要抓手。 
实际上，近期“防内卷”已成为政策话语中的高频词。6月29日，人民日报头版文章《在破除“内卷式”竞争中实现高质量发展》指出，要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，主动打破地方保护、市场分割和“内卷式”竞争。更具制度意义的是，6月24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修订草案，已将“内卷式竞争”正式纳入法律规制范畴。 从政策脉络看，“防内卷”并非突发议题，而是延续自去年底以来一系列高层会议精神的系统延伸，体现出治理思路上的高度一致性与渐进深化： - 2023年12月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“要综合整治‘内卷式’竞争”，要求规范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不当竞争行为；
- 2025年3月，全国两会期间，“综合整治‘内卷式’竞争”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，治理表述从“防止”升级为“综合整治”，治理态度更为明确，部分重点行业被点名：
钢铁行业：继续实施粗钢产量调控机制，推动落后产能整合、鼓励兼并重组； 石化行业：坚持“减油、增化、提质”方向，推动产业向高端化、精细化转型。 这一系列信号表明，“防内卷”已不仅是经济领域的现象，正逐步上升为制度性治理议题，预示后续产业政策、市场监管和要素配置改革将继续围绕“高质量发展”主线展开深度推进。 二、背景：“防内卷”背后的市场现实——外部不确定性与内部通缩压力交织 2025年上半年，中国经济展现出较强韧性，但步入年中，政策重提“防低价竞争”，并非偶然，而是对当前宏观环境变化的主动回应。在外需前景不确定、内需动能不足、企业利润承压等多重压力下，官方强化对“内卷式竞争”的治理，意在为高质量发展扫除制度与结构障碍。 （一）外需支撑趋弱，出口增长可持续性存疑 尽管上半年出口表现较强，特别是一季度受“抢出口”驱动，净出口对GDP贡献高达2.1个百分点，但其延续性面临挑战： 
- 外需回落风险加大。随着“抢出口”效应逐步消退，以及部分海外订单提前释放，后续出口动能存在透支隐忧。4、5月出口增速已现边际放缓迹象，未来增长难以乐观预期。
- 中美关税调整进入停滞期。5月日内瓦会谈后，双方曾因现实需求（如美国商超库存告急）暂时降低关税，但6月伦敦谈判焦点已转向稀土出口与高科技限制等非关税议题。当前关税已无显著下行空间，未来贸易环境可能再度趋紧。
（二）通缩压力未退，抑制内需与财政弹性 通缩风险是官方持续推进“防内卷”政策的重要触发器： - PPI连续下行削弱企业预期。截至5月，PPI已连续32个月同比下跌，且跌幅加深。尽管6月制造业PMI小幅回升至49.7%，但生产与新订单指数的背离反映出供需修复并不均衡。
对企业而言，价格预期偏弱导致盈利空间受限，资本开支意愿减弱。 对居民而言，消费推迟倾向增强，储蓄偏好上升，削弱即期消费。 对政府财政而言，名义GDP增速放缓叠加商品交易额下降，导致增值税收入承压，限制财政扩张空间。 （三）企业利润承压，低价竞争蔓延成因显现 1–4月工业企业利润同比虽略有增长，但主要依赖原材料成本回落。5月当月利润同比骤降9.1%，1–5月利润累计同比转为下降，显示盈利压力重新积聚。 
- 多数行业利润率持续下滑。除个别集中度高行业外，大部分制造业营业利润率较去年同期下降，显示终端需求疲软、价格传导受阻。
- “低价换市场”成为企业普遍选择。在需求疲弱、产能过剩背景下，企业为争夺有限订单纷纷降价促销，尤其在同质化严重的行业中，“价格战”已演变为典型“内卷”，损害了产业整体利润水平和生态稳定性。
更值得警惕的是，企业盈利结构的扭曲正在制约中长期发展潜力： - 一方面，现金流紧张促使企业压缩研发和技改支出，不利于高端制造与技术创新；
- 另一方面，利润缩水风险正沿产业链向上下游传导，可能诱发链式信用风险和金融隐患。
三、展望：“防低价竞争”需在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面对外部不确定性上升、内部通缩压力持续的复杂局面，市场对于供给侧结构性优化的预期明显升温，部分声音甚至将其与2015年供给侧改革力度相对照，寄望于通过“结构出清”应对内卷与增长双重压力。 回顾2015年启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其核心政策框架是“三去一降一补”（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、补短板），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： 1、去产能：重点行业如钢铁、煤炭大规模化解过剩产能，2016–2019年累计压减粗钢产能超过1.5亿吨，退出落后煤炭产能8.1亿吨，提前完成“十三五”目标任务； 2、去库存：通过因城施策的调控策略，商品房待售面积显著下降，房地产市场趋于稳定； 3、去杠杆：企业资产负债率稳步回落，宏观杠杆率上升势头得到遏制，金融风险总体可控； 4、降成本：减税降费和简政放权减轻企业负担，2018年减税降费规模达1.3万亿元，“十三五”期间累计规模超7.6万亿元； 5、补短板：持续加大基础设施、民生保障、科技创新、生态环保等领域投入，推进脱贫攻坚和城乡统筹发展取得突破性进展。 上述改革不仅缓解了结构性失衡，更有效培育了新动能，推动高技术产业、数字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快速成长，带动第三产业比重持续提升，实现了增长动力的阶段性转换。 进入2025年，在通缩压力尚未缓解、内需回暖不稳的背景下，围绕“防内卷”的一系列举措正在引发市场对结构性供给调整的关注。从实际运行角度看，虽然当前政策节奏与2015年有明显不同，但部分行业已开始呈现出向“出清无效供给、强化高质量产能”方向转变的迹象。 不过，相较于上一轮调整周期，此次“防内卷”背景下的供给优化路径面临更复杂的权衡，行业应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演化方向： - 其一，如何在稳增长与压内卷之间寻找运行区间。 在终端需求偏弱的现实下，若低价竞争治理过于集中化推进，部分企业可能面临盈利修复受限的压力。因此，未来措施或将更重视保留有效产能与订单承接能力，强调“去低效”而非“去产能”本身。
- 其二，不同行业或将面临差异化处理。 当前制造业呈现出显著的分化特征：一方面是中低端产能竞争激烈、出口敏感度高；另一方面是新兴领域尚处技术爬坡期，对资金和政策依赖度仍强。从趋势来看，政策信号可能将更聚焦于高附加值、绿色化、智能化方向的产能鼓励，同时在调控方式上更加市场化和结构化。
综上判断，未来供给侧优化将更聚焦“提质增效”而非“简单压缩”。重点在于通过技术升级、创新引导与制度供给，推动制造业从“低价同质竞争”向“高端差异化竞争”转型，促进产业链整体跃升。同时，也有望结合财政、税收、信贷等工具，对优质企业、前沿领域给予结构性激励，逐步构建有质量的产业竞争生态。 需注意的是，截至目前政策层面尚未重新使用“供给侧改革”作为正式政策表述，本轮对“内卷式竞争”的治理更偏向于法治化、制度化与结构性优化工具的整合应用，市场将其联想为“新一轮结构性调控”的讨论，更多是基于政策效果与2015年的类比逻辑，而非政策语言层面的直接延续。 | 
